自古以来，成就大事业者，主要靠两大基本条件，第一，具有顺应人民呼声、时代要求的政治主张；第二，拥有一大批各种人才。而在和平年代，尤其是现代，要保证干部清廉、政府清正、政治清明，事业持续繁荣昌盛，还需要权力制衡与制度监督来保证。毛泽东有句名言：“政治路线确定之后，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。”一个政党，一个统治集团，没有正确的政治路线、政治主张，就不可能有民意的支持；那么这样的政党和统治集团的干部，就不可能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想问题、办事情。所以说，正确的政治路线是第一位的。但当正确的政治路线确定之后，能否让好的政策落实到位，除了需要制度监督外，干部就成了决定性的因素。因此，一个领导人，不仅自己应该是人才，还需要具备知人善任的能力。
“知人善任”：知：了解，知道；任：任用，使用。比喻只有善于认识人的品德和才能，才能最合理地选用他。出自汉·班彪《王命论》：“盖在高祖，其兴也有五：一曰帝尧之苗裔，二曰体貌多奇异，三曰神武有征应，四曰宽明而仁恕，五曰知人善任使。加之以信诚好谋，达于听受，见善如不及，用人如由己，从谏如顺流，趣时如响赴。当食吐哺，纳子房之策；拔足挥洗，揖郦生之说。悟戍卒之言，断怀土之情；高四皓之名，割肌肤之爱。举韩信于行阵，收陈平于亡命。英雄陈力，群策毕举，此高祖之大略，所以成帝业也。”这段话意思是说：高祖兴盛之由，大概有五点：一是帝尧的后裔，二是身体形貌多奇异，三是神武而有征兆应验，四是宽厚明察而仁德忠恕，五是知人善任。再加上诚信和喜好谋虑，通达于听取意见接受劝谏，见人有善处，唯恐自己赶不上，任用别人如同用自己，听从谏言像顺流水，趋从时势如响应声。吃饭时吐出口中食物，以急于采纳张良的谋策；拔出脚来挥去洗脚女子，赶快拜谢郦生的谏说；感悟于戍卒的话，断却自己怀恋故土的情怀；仰慕四皓的名节，割舍宠妃爱子。从行伍中举任韩信为大将，收用的陈平是楚亡命降将，英雄用力，策士效谋，这是高祖的大略，成就帝业的原因。”这段话中总结刘邦得天下的五个原因中的前三点是虚的，是为神话皇权、宣扬君权神授思想而说的，后两点才是最重要的。
不仅历史学家班彪认为刘邦知人善任，刘邦自己也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只所以能够战胜项羽，靠的就是知人善任。刘邦曾经说过：“夫运筹帷幄之中，决胜千里之外，吾不如子房；镇国家，抚百姓，给饷馈，不绝粮道，吾不如萧何；连百万之众，战必胜，攻必取，吾不如韩信。三者皆人杰，吾能用之，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。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，此所以为我禽也。”刘邦的话实际上揭示了这样一条重要法则：知人善任是成为优秀领导人的必要条件，它能为领导人开拓和发展事业提供人才保障。
白居易诗云：“试玉要烧三日满，辨才需待七年期。”那么，作为一个领导者如何才能全面地历史地“知人”呢？我国战国时期魏国的谋士李克在回答魏文侯问话时，提出了从五个方面识别人才的方法。
第一，屈视其所亲。当一个人不得志时，看他跟什么样的人来往亲密。如果他是跟一些同样的人亲密相处，只知道发牢骚，鸣不平，却不思进取，他就是个心胸浅薄、鼠目寸光的小人物。如果他不气馁，结交有志之士，时刻注重提升自己，那么他就是一个胸有大志之人，他迟早会有一番作为。
第二，富视其所与。当一个人非常富有的时候，要看他把钱往什么地方用。如果他热衷于趋炎附势，贿赂有权势的人，或只会送礼给比自己地位高的人，这样的人肯定人格有问题；如果他把钱慷慨地用在培养人才身上，或是仗义疏财，乐于从事慈善事业，这样的人品格高尚，就值得提拔。
第三，达视其所举。当一个人仕途顺利，大权在握时，就要看他举荐提拔的都是些什么样的人。如果他举荐的是无德无才之人，说明他有私心，不为国家考虑；如果他举荐的全是有智慧、廉洁的人，表示他无私心，一心为国家着想，这种人是值得赋予重任的。
第四，穷视其所不为。如果一个人名落孙山之时，仍能保持名节，不走歪门邪道，不奴颜无耻，投机钻营，表示他是个可以担当大任的人。
第五，贫视其所不取。当一个人穷得难以度日之时，就看他会不会为了钱财而不择手段。若一味拍马求好处，就是不可用的小人物；若是穷不丧志，对有钱人仍然不卑不亢，就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人物。
在知人善任方面，曾国藩亦有非凡的才能。曾国藩一介书生，却率领湘军，拯救了晚清。他靠什么做到了这一点？就是知人善任。他自知领兵打仗非自己的强项，唯一能做的只能是“集众人之长，补一已之短”，“合众人之私，成一己之功”，“只在用人二字上，此外竟无可着力处”。据不完全统计，曾氏幕府二十多年间召集的幕僚达400多人，而后官至三品者达47人，位至督抚者33人。左宗棠、李鸿章、彭玉麟、郭嵩焘、沈葆桢、刘蓉、李元度、罗泽南等晚清的栋梁之材，无不受曾举荐，时有“国之重臣，悉出曾门”之说。中国人素来讲“滴水之恩，当涌泉相报”，这些人对曾国藩怀有知遇之恩，岂能不尽忠皆力！
那么，曾国藩在选拔任用人才方面到底有何非凡之处呢？
第一，具有一颗为国求贤若渴的诚挚之心。当代国共两党第一领袖蒋介石和毛泽东都十分推崇曾国藩。曾国藩是一个“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”的典范。他胸怀国家，求贤若渴，有本事的人都愿意跟着他走。曾国藩“以荐举人为己任，疆吏阔帅，几遍海内”，看准了的人决不放过，他曾效仿刘备三顾茅庐请出了彭玉麟；他还嘱咐师友同僚，随时推荐各类人才；对于任何前来投奔的人才，他都礼遇有加，盛情接待。正是这种求贤若渴的美名，让全国各地第一流人才对这位曾“伯乐”心向往之，甚至许多新科进士不愿履朝廷之任而愿意进入曾国藩的幕府。
第二，相人验才有法。曾国藩学识渊博，据说他精通麻衣神相。其实曾国藩的知人之法是他一生在考察人才方面的经验总结。曾国藩把具体考察人才的方法归纳为“询事”、“考言”、“奏折”、“诱迫”四法。他主张对人才宜“留心察看，分别贞邪”，相貌、言语、举止、行为……曾国藩无时、无地不注意观察人才，并将其优缺点一一记录下来，以备日后参考使用。此外，曾国藩还经常设置不同的情境来考验对方，以找出真正沉稳内敛、德行佳的人才。在选人时，曾不喜欢用官气重、夸夸其谈的人，并以“德大于才”为用人第一要旨，对此他有过精辟的阐述：“与其无德而近于小人，毋宁无才而近于愚人。”
第三，量才使用。世界上没有真正的通才全才，每一个人有其长必有其短，关键在于使用人才的人懂得如何量才而用。曾国藩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不仅善于发现人才，还善于使用人才。他说，“世人聪明才力，不甚相悬，此暗则彼明，此长则彼短，在用人者审量其宜而已。山不能为大匠别生奇木，天亦不能为贤主更出异人”，用才贵在“当其时，当其事，则凡才亦奏神奇之效”。
第四，善于培养锻炼人才。曾国藩认为,“人才以培养而出，器识以磨砺而成”，“天下无现成之人才，亦无生知之卓识”。
曾国藩从长期实践中归纳出培养人才的方法，主要有“教诲”、“甄别”、“保举”、“超擢”四种。“教诲“即教训、教导；“甄别”即对能力、品质考核鉴定；“保举”即向上级荐举有才或有功的人；“超擢”即对特殊人才破格提拔。曾国藩对人才的爱护是发自内心的，他利用接见、书信、饭前闲谈等形式对手下提些要求，时刻关心他们的成长。因此，他的属下无论是士兵还是将军，无不将他视为学习的榜样。
第五，用奖励来激发将士建功立业之心。曾国藩深谙人性之需要，对人才也不求全责备，主张多鼓励。他认为：“衡人亦不可眼界过高。人才靠奖励而出。大凡中等之才，奖率鼓励，便可望成大器；若一味贬斥不用，则慢慢地就会坠为朽庸。”在具体实践中，曾国藩针对不同人的不同需要，采取相应的激励措施。“武人给钱，文人给名”，各得其需，军心一统。在这一点上，蒋介石学得最象，所以国民党将军多爱财，将军们也多以赏大洋来激励士兵。但是，毛泽东则更为高明，他不仅懂得奖励部下，更懂得用信仰来统率部属。只有信仰才能激发人的献身精神。所以，唐代书法家李邕说：“学我者死，似我者俗。”别人的经验是别人在实践中根据当时的实际摸索出来的，后人只有在借鉴的基础上，结合自己的实践有所创造才能真正推动事业的发展。
总而言之，一位领导者，要做到知人善任，需要多方面的条件，他不仅需要有一双慧眼，有一套知人、用人的方法，更需要有一颗为国选才的公心和海纳百川的胸襟。
（吉利文化支部 孙鹏举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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